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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陈根远
一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占有无可争辩的重要地位。
石器时代，半坡先民留在陶器上的天真简明的刻划符号，已显示出他们对均衡、对称、和谐、节奏的朦胧审美追求。
进入青铜时代，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王朝定鼎关中，在西周彝器上铭铸下古奥浑融的金文，迄今所见总字数已达3万多字，相当于两部今文《尚书》。陕西西周青铜器除极高的史学价值为历史学家所青睐外，诸如利簋、史墙盘、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等等西周重器同时又是有口皆碑的金文书法代表作。1977年，岐山周原发现西周甲骨窖藏，出土甲骨的数量超过17100片，其中有字卜甲290余片，计581字。这些甲骨字型细小，极富天真散落之趣，为继河南安阳殷墟甲骨之后甲骨文书法的又一重大发现。
春秋战国，中国进入铁器时代。在铁与石的撞击中，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件石破天惊的煌煌巨制《石鼓文》在陕西诞生。从此而后直至书法以碑刻为最主要载体的宋代以前，秦、汉、西晋、前赵、前秦、夏、西魏、北周、隋、唐等11个王朝都定都陕西。千余年间，长安一直是天下机枢，文人书家汇聚之地。因而三秦大地留下了无数具有很高史料与艺术价值的碑版。我国第一部全面详备的金石学集大成著作清人王昶所撰《金石萃编》，其著录之碑石出于陕西者居大半。据初步统计，截止1984年10月，陕西古代碑刻共有13840多条。
漫步三秦大地，残碑断碣随处可见。汉中石门汉魏摩崖、耀县药王山北朝造像、醴泉昭陵初唐碑志、西安碑林汉唐碑版更是世所共仰的名碑书艺之渊薮。凡举三秦名碑便足以照见秦汉隋唐不断推陈出新、多姿多彩的中国书法发展史。反之，掩去这些三秦名碑，一部生生不息、群星璀璨的中国书法史将变得残缺不全，黯然无光。
也许周秦汉唐的光焰在中国古代史上太耀眼了，宋代以来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陕西逐渐淡出了世人的视野。谈及书法，人们似乎惟记忆有江浙的风起云涌，书家辈出。提及陕西公私收藏的古代法书，似乎亦乏善可陈，不足挂齿。
其实包括书法在内的陕西文化在宋元明清时代并非一片黯淡。北宋张载在陕西关中创立关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明、清时代唯物论发展的方向”(张岱年语)。明代中晚期的马理、冯从吾，清初的关中三李(李二曲、李因笃、李柏)继扬关学之波，与明弘治正德间(1488～1521年)陕西路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前七子”力戒浮华，“文必秦汉，诗必圣唐”的文学主张前后呼应，他们的实学道路对明清之际学风的变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坐落于1300多年前唐代皇家荐福寺旧址内的西安博物院收藏有历代书画8000余件，其中明清、民国陕西学人的书法最为引人注目。如明代马理以及清代民国王弘撰(图1)、贺瑞麟、刘光?、宋伯鲁(图2)、毛昌杰等陕西著名学者的书法颇为可观，但一直以来鲜为人知。
马理(1474～1556年)是明后期经学大师，有“今日横渠(指宋代思想家张载)”之誉。其行书朴野不雕，使人体悟到晚明书坛崇尚个性、力避平庸的些许风貌(图3)。
贺瑞麟(1824～1893年)是清代关中理学的最后一位学者。书法清健可喜(图4)。刘光?(1843～1903年)是陕西清末极有影响的教育家，被梁启超誉为“关学后镇”，其书法工整端严。从他们留下的墨迹中，可以看到帖学在清代学人中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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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陕西韩城人王杰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状元，官至宰相，被誉为“文苑群瞻”的才子，“名冠朝野”的直臣(图5)。蒲城人王鼎(1768～1842年)官至直隶总督、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为反对签订割让香港协议、保荐林则徐，王鼎决然向道光皇帝尸谏，展示了陕人忠谠、耿介的铮铮铁骨。这些名臣以及前举学者堪称陕西人中之龙，品读他们的书法，无疑会丰富乃至填补人们对陕西乡邦文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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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国，陕西三原于右任(1878～1964年)出，他浸淫北碑，尤得力于《郑羲碑》《石门铭》《龙门二十品》，精于笔法而以稚拙简漫出之，魄力雄强，势不可遏，成为过去一个世纪中碑学阵营一杆大旗。作为20世纪最受推重的书法大师之一，他为辉煌的陕西书法史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图6)。
有清一代，许多赫然于书史文坛的大家都曾来陕为官，如号称清代集帖学之大成的刘墉(图7)，享誉海内的金石学大家吴荣光、钱坫，民族英雄林则徐，出身贫寒的状元曹鸿勋(图8)，近代晚唐诗派代表诗人樊增祥(图9)等，捧读他们留在陕西的墨宝，我们仿佛看到了咸阳古道上他们仿古探幽的足迹，听到了汉家陵阙旁他们感慨浩叹的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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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博物院藏明清至近代书法作品除了出于陕西本地的学者名臣和曾经来陕为官的外省籍官员(他们中许多亦为书法家)之手，第三大部分是因各种原因存留陕西的名家墨宝，其中包括文徵明、董其昌、王铎、傅山这样主导晚明清初书法发展的书坛巨匠的作品。
明末董其昌(1555～1636年)，他精书画，通禅理，直接以画理与禅理融汇书法艺术。他追求恬淡、秀雅、潇散、空灵的文人气质，是明末四大书法家(董其昌、邢侗、张瑞图、米万钟)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
傅山(1607～1684年)是明末清初狂纵行草书风的代表人物。主张“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四宁四毋”观点(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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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1592～1652年)青年时期受到明末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即显露出惊世骇俗的审美意识，是明末众多书家中最有个性的一员。他的行草源于二王，其中更多发扬了王献之激厉的一面，又参以米芾“纵横飘忽”之神，连绵不断，风神洒脱，如老藤缠绕，历尽人世沧桑，虽苍老而不失内在的蓬勃生命力，气势磅礴而个性鲜明(图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