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光下笔稳、狠、准，所画毛主席都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认同。这幅《激扬文字》就是其优秀作品。
黄胄也画毛主席，最有名的是《日夜想念毛主席》，但画的却不是毛主席，而是少数民族同胞骑在毛驴上弹琴。
张演钦
广东人文艺术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理事
艺术上的比，最是“人比人气死人”。所谓“武无第二，文无第一”，遭到贬抑而难以辩明的时候，文人恨不得成为武夫，跳出来和人决斗，只盼分出个高低来，死不足惜；遇到表扬的时候，也借来一用，标榜谦虚，以增身价。之前我认为杨之光比黄胄高，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由于观点明确，便和“文无第一”的古训不合；但这又的确是我的直接观感，要改，岂不成了“违心主义者”？
艺术比较，无非是技术和格调。先说技术。毫无疑问，两人都是造型高手。大家知道：黄胄最出名的是画驴子，杨之光最出名的是画毛主席。当年杨之光画毛主席，画的不是人，是神，全国人民都熟悉，因此对造型的要求最高，分毫不能闪失。杨之光所画毛主席都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认同。和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画家一样，黄胄也画毛主席，但似乎没有名作。最有名的是《日夜想念毛主席》，画的却不是毛主席，而是少数民族同胞骑在毛驴上弹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是一笔可以完成的造型，黄胄偏偏要用好几笔去塑造，结果就像木匠挥刀一样，有木屑乱飞之感。试想：黄胄该如何用这样的“刀”去“碰”毛主席的脸呢？
值得一说的是，绘画不仅仅讲究造“型”，还讲究造“境”，就是对场面和氛围的塑造。去年12月《美术》杂志刊登了几幅黄胄的巨幅作品，广袤的草原和成千上万的牲口，奇迹般地展现在眼前，令人感叹黄胄对庞大、复杂场景的把握和塑造能力。以国画材料写实地表现宏大场景，这是黄胄的看家本领。国画表达能拥有“史诗性”或“纪念碑性”，黄胄是重要推手。
再说格调。艺术语言需要提炼、提纯，一笔能够解决掉的问题，绝不二次出手。杨之光便是如此，下笔稳、狠、准。而黄胄则“木屑”乱飞。所以，杨之光的画面比黄胄的清丽、干净、凝练。当然，黄胄的画面也因此比杨之光多了些苍辣、浑厚——不过有时候浑厚容易滑入浑浊。由此，黄胄的格调大受影响。黄胄再好的画看上去也像草图，而杨之光连草图也像作品。“毛主席在农讲所”，草图杨之光画了好几幅，每一幅都是完整的“创作”。技术影响格调，明人董其昌早就有所论述，如他提倡侧锋作画，为的是得其“秀俏”。
不过，国画最讲究的不是造型，造型太准反而碍事，“不似欺世，太似媚俗”。还有，国画讲究的是“诗性”而不是“史诗性”，带点“史诗性”的《清明上河图》还被讥为“匠作”。但比较黄杨，不说这些，其他可以谈的还能有什么呢？
